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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年邓恩铭的成长足迹看革命思想培养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田茂乾 日期:2013年04月23日
 
摘要:邓恩铭同志生于1901年1月5日,卒于1931年4月5日,终年30岁。是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更是我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工人领袖之一。从邓恩铭同志的人生历程来看,前16年生活在贵州,后14年生活在山东。诚然,山东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铸就了邓恩铭在党史上的辉煌。但邓恩铭同志如果没有少年时期在荔波的成长和磨砺,也不可能从一名追求进步的少年到党的杰出代表的转变。因此,本文将从邓恩铭在贵州时期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感染三个方面分析其身上革命思想的培养。
 
关键词:邓恩铭;少年时期;革命思想
 
   邓恩铭诞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贵州相对于全国来言,是“欠发达、欠开发”的地区,而荔波相对于贵阳、遵义、安顺等地来看,也是“欠发达、欠开发”地区。邓恩铭在这种环境中出生、成长,并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他在山东任职期间,组织和领导青岛工人罢工,显示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回头看邓恩铭在山东期间的革命历程和辉煌人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年时期在贵州成长的性格培养和生活磨砺。
一、良好的家庭教育
   邓恩铭能够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前提。正如邓恩铭的侄子邓碧林后来回忆所说:“首先是他的父母双亲培养了他吃苦耐劳、善于助人,为人解忧去病的个性。”[①]
邓恩铭家中共有兄弟姊妹6人,他在兄弟中居长。在民族地区的习惯思维中,长子将在今后的生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邓恩铭的父亲邓国综在他身上寄予了更多的希望。邓恩铭自身从小聪明好问,深得父母和长辈的喜欢,被呼之为“老乖”。邓恩铭的父亲邓国综是一个买药行医的郎中,他以医生救死扶伤为己任,忠厚淳朴,慷慨大方,从不计较病者所付医药费用的多少,而且不论酷暑寒冬,雨天雪夜,都带着十三四岁的邓恩铭翻山越岭去给患者治病。在邓国综看来,带上邓恩铭这个小帮手,一是为了行医的需要,二是实践“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教育方式,从小培养邓恩铭吃苦耐劳的精神。在父亲的感召和带动下,邓恩铭最是悯老怜幼,小小年纪就喜欢救人之急、急人之难,除了每次陪同父亲外出看病外,还不怕山高岩陡,亲自为孤老病人送药熬药,遇见特别穷苦的人家时还央求父亲邓国综送米送钱。邓恩铭全家搬迁到荔波县城以后,邓恩铭既要帮助父亲磨药、抓药,还要帮助母亲承担其他家务。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使邓恩铭养成了不畏艰辛、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优良品格。
   邓恩铭的母亲韦氏,是典型的水族妇女,勤劳善良,热情大方,全家搬往县城后,主要靠经营豆腐养家糊口。邓恩铭经常抽空帮母亲磨豆腐、卖豆腐,当遇见孤寡老人购买时他就不收钱或者少收钱。母亲知道后,不但不怪罪他,反而说:“老二做得对,敬老帮幼,应该应该。只有穷人才知道穷人的困苦,我们做点好事,也是穷人帮穷人,尽这片心意。”[②] 还有一次,广西来了个逃荒的女人,带着两个娃娃沿门乞讨。邓恩铭见她们恶的实在可怜,并将刚蒸好的饭让她们母子吃个饱,还请求父亲给她们半块钱。这事传遍县城,人们都称赞说:“邓公家二娃崽心太好噢!以后准是个做大事的人。”[③] 在邓恩铭的父母亲看来,教导和鼓励儿子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是当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正是这种16年的言传声教,才铸就了邓恩铭后来在革命道路上甘于艰苦、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二、传统文化和新思想的融合贯通
   邓国综虽只是一个郎中,却念念不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对邓恩铭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虽然家中姊妹众多,但仍想方设法让其读书,以便将来谋大事、做大事。邓恩铭4岁的时候,邓国综就请了当地有名的清末秀才蒙旦初给邓恩铭最好的启蒙教育;6岁的时候,邓恩铭被送进私塾馆学习;10岁以前,邓恩铭系统地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声律启蒙》、《增广贤文》、《千家诗》、《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为后来进一步的学习和阅读作了准备。1911年,父亲把邓恩铭送到了荔波县城当时最好的县立小学----荔泉书院学习。邓恩铭在校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得高梓仲老师的喜爱。高梓仲老师世居贵州荔波,有着贵州少数民族淳朴、善良、务实的优秀品质。他虽身居僻地,却抱负远大,他在教学过程中感觉邓恩铭年纪虽轻,但是在待人接物方面却有古人称道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气度,因而给予邓恩铭的更多的关爱,经常邀请邓恩铭到自己家中,邓恩铭便成了高家的常客。高梓仲家四代教书,藏书满架,可谓书香门第,而且高梓仲又买了许多反映新思潮的书籍。所以,举凡历史、社会、文学、经济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都可以找到,高梓仲老师家俨然就是一个了解外界的窗口。邓恩铭到了高家,犹如泛舟书海,兴奋异常,广泛阅读。高梓仲老师听凭邓恩铭翻检学习,并常常与之谈古论今,浑厚博大的国学知识夯实了邓恩铭的文化基础,也增强了他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热情和壮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学校的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都发生了变化。新思想、新文化开始广泛传播。学校明确规定培养学生的目的是:“注意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和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启发国民之爱心,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④] 在这种教育思潮的背景下,高煌老师成为邓恩铭认识革命、走向革命的积极推动者。高煌老师是贵州省第一批公费留学日本的学生之一,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拥护辛亥革命,支持建立民主共和国。高煌学成回国后在荔波从事教学工作,这种留学归来的人才在贵州异常可贵。高煌利用新式教学改变旧式学堂,开设修身、国文、历史、天文、格致等学科,并使用新版教科书,灌输民主和科学精神,传授近代科学知识,看眼看世界,一扫过去只读经史子集的旧习,为荔波带来了欧风美雨。在跟随高煌老师学习是时间里,邓恩铭对封建帝制、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等来龙去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割地赔款、民不聊生、积贫积弱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天赋人权、民主共和有了进一步的憧憬,开始把救国、发展的目光转向五大洲四大洋,邓恩铭立志走“读书报国”、“科学救国”的信念更加坚定,这种坚定的意志,就是后来在革命生涯中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贞。
   后来,邓恩铭的二叔黄泽沛来信要求他去山东上学时,高煌老师也积极支持和鼓励他外出求学,为邓恩铭的学习和革命活动提供了更加开阔的天地。
三、民族地区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
    邓恩铭成长的荔波县是一个以水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集地,水族文化源远流长,在若干年的历史沉淀中,不仅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水书”文化,而且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素质和生活形式,他们感情丰富,豪爽奔放,往往即景生情,遇事而歌,惩恶扬善,有“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连夜来天连天”的说法。而邓恩铭的祖母韦氏,更是有名的水家歌手,而且深明大义,她常常教邓恩铭唱山歌:“砍柴一刀刀,担水一挑挑。谁知一餐饭,多少眼泪抛。”“我砸山这边,望到你那边。手儿难伸延,心儿紧相连。”[⑤] 这些山歌歌词浅显,往往针砭时弊,一语中的,在伴随邓恩铭成长的过程中,这些民谣不仅丰富了他的童年生活,更重要的是在一遍遍的传唱中邓恩铭懂得了“吃饭来之不易”、“生活需要奋斗”等一些浅显的道理,这种独特的水族文化不断开启着邓恩铭成长的思想之门,为邓恩铭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作了很好的启蒙教育。
   贵州少数民族虽然民风淳朴,但在追求公平进步时却英勇无畏,有着极强的反抗精神。早在天平天国运动时期,就在黔东南州台江县爆发了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立,起义军转战贵州东部,狠狠的打击了清政府的暴政;清朝同治年间,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人民在潘新简的领导下也曾举起义旗,斗争矛头直指清朝的腐朽政权,水族人民在斗争过程中,与苗族、布依族、侗族、汉族等农民军相互配合,转战于黔东南一带,并于同治五年攻破了荔波县城,杀贪官污吏、恶霸豪绅、委派县令,坚持斗争了十多年。生活在水族这种革命意识极强的环境中,邓恩铭更加嫉恶如仇,并把张秀眉和潘新简当作自己的崇拜偶像。特别是对水族英雄潘新简,邓恩铭作了一首小诗赞扬他,诗云:“潘王新简应该称,水有源头数有根。总为清廷政腐败,英雄起义救民生。”[⑥] 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节深深的影响和感动着同是水族血脉的邓恩铭,直到1931年4月5日,在山东济南纬八路刑场,面对敌人罪恶的枪口,邓恩铭视死如归,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中共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坚持心底永不低头的最后抗争。
   1915年,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恢复帝制的支持,与其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袁世凯这一卖国行为,在全国激起了强大的反抗浪潮,广大民众奔走呼号,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声讨袁世凯的卖国勾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当“反日讨袁”的爱国运动波及到荔波县城的时候,水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展开了“反日讨袁”的斗争。还在上小学的邓恩铭和其他水族儿女同仇敌忾,每逢赶场,他和同学们一起拿着三角旗逐街逐巷宣传。一次讲演时,他将自己穿的日本生产的袜子当众烧毁,以表达抵制日货的决心。远在荔波的邓恩铭,尽管他并不知道日本是如何侵略中国的,不知道中国人民在日本的炮火下有多少人民流离失所,也不明白抵制日本最终要靠武装斗争,但邓恩铭把他嫉恶如仇的性格通过这些小细节体现出来,充分说明了民族地区追求进步、反抗暴政的优良作风代代相传,而这种代代相传的优良作风,就是邓恩铭后来在革命道路上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
   1917年秋,临近高小毕业的邓恩铭给远在山东任县官的叔父黄泽沛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表达了自己想继续求学的愿望,请求叔父予以资助。黄泽沛慨然应允。1917年8月,邓恩铭就要离开荔波县城,临走之前,回首生活过的青山秀水,他思绪万千,欣然挥笔抒发了自己的心情和远大的抱负:“君问归期未有期,回首乡关甚依依。春雷一声震天地,捷报频传是归期。”[⑦] 随后奔赴山东,走上了一条无比艰辛却又无尚光荣的革命道路。
四、结语
   邓恩铭英年早逝,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和年华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人们往往只注意邓恩铭在山东期间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华,而很少对邓恩铭少年时期的性格培养给予关注。通过本文的论述,笔者认为,邓恩铭辉煌的一生中,山东是其革命的“舞台”,而贵州则是“舞台”下默默无闻的十年磨砺,我们要看到“舞台”上的展现难能可贵,更应该看到“舞台”背后鲜为人知的勤学苦练。邓恩铭如果没有家庭的良好教育、没有对中西文化的基础性学习、没有民族地区的文化影响,就不可能铸就邓恩铭在党史上的辉煌。在贵州掀起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今天,加强对民族地区文化的研究,把党史人物身上展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对于我省筑牢经济社会发展思想基础,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有着积极的能动作用。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三处
作者:田茂乾 职务:副主任科员


[] 《荔波革命老区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15页。
[] 《荔波革命老区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17页。
[] 《荔波革命老区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第17页。
[] 张业赏、丁龙嘉著:《邓恩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4页。
[⑤] 张业赏、丁龙嘉著:《邓恩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4页。
[⑥] 高卓群:《邓恩铭烈士青少年时代所作之歌》,转引自张业赏、丁龙嘉著:《邓恩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4页。
[⑦] 李肇年、刘昕著:《邓恩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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