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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木英回忆父亲胡乔木----读书写作一辈子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日期:2013年05月11日
 
     被誉为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的胡乔木,从毛泽东秘书到“党内一支笔”再到“新闻大管家”经历了怎样的宦海沉浮?除了新华社的千字文简历,外界对其所知甚少。胡木英,胡乔木之女,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干部,带我们一起回忆胡乔木。
 
一、毛泽东点名招秘书:“乔木是个人才”
 
    对于胡乔木来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我是1941年1月23日生于延安。我出生半个月左右,父亲就去给主席当秘书了。”胡木英说。
    此时,胡乔木和夫人谷羽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父亲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这一年的1月上旬,皖南事变爆发,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为此,中共高层通宵达旦地开会,毛泽东更是异常忙碌。
    2月上旬的一个清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突然来到胡乔木所住的窑洞。对于当时的场景,胡木英说:“母亲亲历了这个过程。”
    王若飞对胡乔木说道:“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他那里做秘书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于是,陈伯达将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
    1941年秋天,杨尚昆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认识了给九月政治局会议做记录的胡乔木。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回忆说,“他不到三十岁,一介书生,清秀文雅;在会上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胡木英对父亲的延安时期知之甚少,一方面当时年纪小,一方面是“父亲忙着工作,并不在家里待着,在家的时候就是写东西”。不停写东西的胡乔木有件事情让女儿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延安的窑洞家里伏在桌子上写东西,桌底下放了一个炭火盆,脚踩在炭火盆边上,暖和一点,结果有一次他写着写着就忘了,就把鞋子给烧了。。
 
二、写作党史中的《史记》
 
    1949年6月,毛泽东离开香山双清别墅进驻中南海丰泽园,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亦随之搬进中南海。
    8岁的胡木英跟着父亲进了中南海。胡乔木的家在春藕斋西边的静谷,同住在静谷的,还有由胡乔木推荐当了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当时我们家就住在进入静谷门内左手那排房子,三间厢房,包括了父亲的办公室和全家住处。我记得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部分人,当时也在静谷办公。”
    胡乔木虽然仍是毛泽东的秘书,但是工作内容开始发生变化。胡乔木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后又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胡木英至今记得1954年的一天去毛泽东家看电影时的情景。“那天傍晚,家里的电话铃响了,父亲接电话才知道是主席打来的,邀父亲到他家看电影。父亲带上我去了丰泽园。
    放映的影片名叫《葡萄熟了的时候》,这是一部刚刚摄制完的国产片。
    胡木英跟父亲去毛泽东所在的丰润园“菊香书屋”看电影这是仅有的一次,更多的时候是胡乔木接到电活后就去领任务。于是,胡乔木参与了共和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胡乔木的名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被称为党史中的《史记》。
    这是在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胡乔木为中央写的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父亲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写”,由于胡乔木对党的30年的历史非常熟稔,“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
    杨尚昆回忆说,“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195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此书再版多次,每次再版父亲还要‘精雕细刻’一下。”胡木英说。
 
三、毛泽东探视后没再被迫害
 
    1961年6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长期病休。“父亲的患病和他的特殊工作状态有关。毛主席喜欢晚上工作,有些事想起来了,就一个电话把父亲召去。特别是后来,父亲神经衰弱,睡眠要靠安眠药,有时刚吃下安眠药,主席电话来了,又得把父亲弄醒。到主席那里常常是一谈两三个小时,谈完回来,却再也无法入睡了。”
    胡乔木从而离开了党内的理论核心,因而也就未参与“文革”前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等工作。胡乔木幸运地没有卷入“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中去,“文革”后可以“旁观者清”的身份为毛泽东下结论。
    “1996年6月父亲从杭州回来,匆匆忙忙的跟主席见了最后一面,主席让他到北京后‘多看、少说’。”毛泽东知道,胡乔木是“一介书生”,一旦说出不合时宜的话,结果定然惹火烧身。
    然而,病休的胡乔木在“文革”初期还是受到了冲击。
    1967年1月17日上午10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们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第二天,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颅从墓中取走 ! 之后就是持续的揪斗、抄家。持续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到1967年的“五一”才峰回路转。这一天,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去看望胡乔木。
    据说,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贴着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所贴“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五一看烟火,主席路过南长街来我家,之前汪东兴先来看路线、周围环境。那天晚上全家很兴奋地等着主席来,结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陪着主席,到一个常年不开的门前面按铃,最终就错过了。”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主席。张耀祠见无人开门,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总理抓住这个机会,让中办下了个文,说以后不准揪斗胡乔木了,有问题在家里提问。要没有这一下子,父亲可能就不行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好。”
 
四、博览群书,藏书达四万余册
 
    胡乔木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他把看书当做了最大的乐趣,读书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父亲的生活很简单,不工作的时候就看书,各方面的书都看。”胡木英回忆说,“父亲看书很快,挺厚的书没两天就看完了。也有看得慢的,比如思想史、哲学方面的。有时候父亲是几本书同时看,比如床头、桌头扣下来,折起来的,就是看到半截的。”
    “父亲只要一去外地,从不去逛街,就去旧书店淘书,每次回来都带几摞书。”胡乔木的藏书最后达到了4万余册。1995年12月,胡乔木生前藏书分别捐赠给当代中国研究所和江苏盐城市。
    胡乔木的藏书一度成为负担。“文革”期间胡乔木从中南海搬出来,要找房子,“他别的条件不要,只要书能装下来。后来费了好大劲,特意找了南长街123号的房子,那里有大房间,可以放书,为此还特意把地板加固,把书搬过去”。
(摘编自【党史信息报】201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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