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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元帅的误会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日期:2013年05月11日
 

    刘伯承与彭德怀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中,结下深厚情谊,也存在鲜为人知的误会。这些误会并非出于私心杂念,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
                              
                                        军事理念各持己见
   
    历史的暗角始自1933年2月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离职。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少有的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有“党内孙武”之称。刚进苏区,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但“洋派”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刘伯承被迫卷入“土洋”之争。
    第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中央局命令红军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令红一方面军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而那里的国民党军有近万人。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大为不满,他说:“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有利地形,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如彭德怀所料,进攻南丰并不顺利。激战一昼夜,仅夺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自损三百余人。
    见此情景,彭德怀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刘伯承在瞎参谋。”
实际上,刘伯承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坐下来沟通一下,寻求共识。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瞎指挥,都记在刘伯承的账上。
   
                                       百团大战争论不休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129师师长,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二人恰好进行一次调换:刘伯承领兵在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这一时期,两人配合还算默契。
    1944年4月,在晋冀鲁豫军区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族根据地现状的报告》,无可避免地提到“百团大战”问题。报告既肯定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缺点。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过早暴露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挥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优势,部队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
    刘伯承的报告一出,引起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毛泽东觉得,刘伯承的认识和评价是准确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总结,在两位老帅中间,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
   
                                       新旧纠葛是非难辨
   
    解放初期,刘伯承一手打造了南京军事学院,为全军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材。
    然而,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4月,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1957年2月,工作组开进军事学院。最终,工作组给军委的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调查报告这样定调,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自然难辞其“咎”。
    1958年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苏军)‘十大打击’,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彭德怀也在军委的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说的这个事情,出于一场误会。长征时,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接受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明倔强,作
战勇敢,刚刚2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后来发展到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余天云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谁也没料到,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折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对于此事,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毛泽东也说:“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
了短见,怪不得谁。”
    然而,在彭德怀具体“指挥”下,解放军高层批判“教条主义”推向了高潮。
    此时,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进京闲居。
    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运动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军事院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摘自《党史纵横》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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